9月5日消息，截至目前已有25家企业获得虚拟运营商牌照。随着这些转售企业的粉墨登场，行业监管从3家基础企业扩大到几十家运营主体，移动转售运营过程中的潜在问题渐次呈现，转售试点过程中监管工作与企业的磨合也正式开始。

25家转售企业粉墨登场 各类问题渐次呈现

移动转售试点作为我国通信行业的一项重头戏，已经徐徐拉开大幕。自2013年12月工信部向11家民营企业发放首批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批文，截至目前共有25家企业获得批文。

从今年四五月间至今，转售企业开始陆续推出各色产品，如蜗牛的“免卡”套餐、苏宁京东的“购物专享”特权、阿里通信将虚拟业务和电商业务全线打通等，以及乐语通信的智能健康管理、巴士在线的公交WiFi平台等各类信息化应用。一时间，转售企业、转售业务从概念炒作真正进入了公众视线，乐于尝鲜的用户已经开始了对170号段的体验。

与此同时，各类问题也在意料之中陆续到来，比如银行系统对号码不识别、网站验证码收不到、与座机电话接不通等，再比如购买的号卡物流配送跟不上、营销涉嫌夸大宣传、用户信息安全面临威胁等。

不过，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马慧介绍，以上问题在基础运营商发展的某些阶段也曾遇到，是可控可防的。“运营商、包括工信部在内，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了然于心，需要的就是花时间对系统不断完善以及相关方之间不断磨合”。

马慧表示，移动转售企业、基础电信企业以及监管部门能否各司其职、各显神通演好这场大戏，赢得观众的掌声，目前判断还为时尚早。但转售企业数量众多、经营模式不同以往、导致了公众对行业监管的担忧。

鲶鱼效应引发市场变化 行业监管面临挑战

“转售企业注重个性产品推出，服务能力滞后，这是当前最为明显的一类问题”，马慧指出。“虽然《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已经明确指出，转售企业需具备为用户长期提供服务的能力，但转售企业脑海中的服务能力与电信行业默认的服务能力却不可同日而语”。据了解，目前市场转售企业往往一边推出产品，一边完善服务，如果产品不尽如人意，或者更新版本或者直接下线。服务方面，由于产品尚不完善，相应系统支撑也难以到位。例如，客服热线的虽能接通，但业务办理与人员服务能力却无法保证；企业宣传的套餐可选、流量可转赠等非常诱人，但能否实现取决于支撑系统的稳定性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多数转售企业缺乏跟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进入实质运营阶段后，转售企业的工作态度、方式方法与政府要求相差甚远。“基础企业作为央企更加注重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而转售企业的关注点却相对比较单纯，政府部门拿对基础企业的标准来要求转售企业，得到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马慧称。

实际上，转售企业已经引发市场变化，中国移动4G资费下调，中国联通套餐自由组合，都是鲶鱼效应的直接体现。但是，资费下降、甚至“免费”，使得用户预期被不断推高，十几家、甚至几十家企业同台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和用户选择的盲目。

另一方面，转售企业在上市初期营销不计成本，在试点中后期，如果用户规模、市场收益与企业预期相差过大，有可能出现企业不计后果的短期抛售或单方面违约的情况，届时或将导致用户利益受损，引发大面积的用户不满。于是，在公众期待和舆论关注下，监管部门的压力空前。

对此，主要从事电信服务监管研究的马慧称，“牢记监管本质，保护用户权益。”她认为“监管部门面对转售企业，应注重制定规则，而非具体规定。《关于加强移动通信转售企业电信资费网上公示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明确要求，具体操作方式完全可以结合企业自身业务特点进行。”

同时，转售试点的过程也是监管工作的尝试与创新，对转售企业并非总是铁面无私的监管，更多的是行业信息分享与经验传递。这样才能不忘“保护用户权益的‘初心’、方得和谐共赢的‘始终’”。